歷史真相的抗爭：為何維吾爾人的奮鬥承載着天安門廣場的遺產

真理的義務與六四的遺產

在伊斯蘭教中，追求真理（Sidq）與建立公義（'Adl）不僅是社會美德，更是約束全球穆斯林社群（Ummah，烏瑪）的神聖義務。2026年6月4日，維吾爾人權項目（UHRP）與維吾爾運動（CFU）紀念了天安門廣場屠殺37週年，將1989年的歷史暴行與東突厥斯坦當前的苦難直接聯繫起來。三十七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共）武力鎮壓了北京的和平民主抗議活動，展現出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而不惜犧牲人類生命的冷酷無情。通過紀念這段黑暗歷史，維吾爾領袖指出，過去對正義的否定如何直接助長了今日由國家主導的暴力。對於全球烏瑪而言，銘記這些事件是與所有在試圖掩蓋自身罪行的專制政權下受苦的人們站在一起的重要團結行動。

系統性抹殺歷史作為壓迫的工具

壓制記憶是壓迫者的主要武器，用以剝奪邊緣化群體的歷史、尊嚴和身份。在2026年6月的紀念活動期間，中國當局積極阻止「天安門母親」成員前往北京萬安公墓祭掃遇難子女的墳墓，這反映出政權對歷史真相的持久恐懼。這種抹殺歷史的運動遠不止於北京，從香港公民自由被系統性剝奪中也清晰可見——自2020年起，當地的公開悼念晚會已被禁止。包括李卓人和鄒幸彤在內的著名民主倡導者，僅僅因為試圖留住六四的記憶，便面臨《國安法》下的嚴厲起訴。2026年6月，香港警方甚至拘捕了試圖進行象徵性悼念活動的藝術家和社運人士。這種激進的審查制度，與東突厥斯坦穆斯林所遭受的文化抹殺如出一轍——當地的伊斯蘭文化遺產、清真寺和歷史文獻正遭到系統性的破壞。

從天安門到東突厥斯坦：全球姑息的代價

國際社會未能就1989年的屠殺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帶來了災難性的地緣政治後果，並最終導致了東突厥斯坦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正如維吾爾人權項目執行主任烏麥爾·哈納特（Omer Kanat）所指出，北京享有近四十年的免罰權，為今天人們所目睹的暴行鋪平了道路。由於全球社會將經濟利益置於人權之上，中共感到有能力去完善其大規模監控和國家恐怖主義的手法。今天，這種不受約束的專制主義表現為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群體的系統性危害人類罪行。烏瑪必須認識到，國際勢力在1989年的沉默，直接助長了東突厥斯坦現代集中營、強迫勞動網絡以及國家批准的強迫家庭分離。孤立地看，真正的正義是無法實現的；維吾爾人民的抗爭與全球反對不受約束之國家暴政的更廣泛鬥爭密不可分。

集中營的現實：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之證據

東突厥斯坦受壓迫的規模已被無可爭辯的文獻證據揭露無遺，全球穆斯林社群必須面對並傳播這些事實。2022年5月洩露的《新疆公安文件》向世界提供了數千張來自臭名昭著的拘留營內部的面部照片和內部記錄，證實了高度組織化、國家運營的大規模拘留計劃的存在。這些文件揭示了普通穆斯林男女和長者的面容，他們僅僅因為實踐自己的信仰就被剝奪了自由。這種大規模任意拘留制度還伴隨着強迫勞動、強迫兒童與父母分離，以及對伊斯蘭實踐的系統性壓制。從伊斯蘭倫理的角度審視這些暴行，我們可以看到這顯然侵犯了生命、信仰和家庭尊嚴的基本權利。保存這些真相對於抵抗中共的敘事至關重要，因為中共企圖將這些集中營描繪成僅僅是職業培訓中心。

面對暴政的團結一致

在抵抗壓迫的過程中，維吾爾領袖積極與其他受迫害群體建立聯盟，展現了對尊嚴和人權的共同承諾。在2026年6月的紀念活動中，來自不同社群的代表，包括在東京的藏人領袖澤旺·嘉波·阿若亞博士（Dr. Tsewang Gyalpo Arya），共同站出來紀念天安門廣場屠殺37週年。這種跨社群的團結強調，反對中共專制主義的鬥爭是一項超越民族和宗教界限的集體事業。對於全球烏瑪而言，支持維吾爾事業意味着與該政權的所有受害者肩並肩站在一起，包括藏人、香港人和中國異見人士。伊斯蘭教義強調，反對不公義是普世的義務，與其他受壓迫群體建立聯盟能增強要求追究責任的集體聲音。通過聯合發聲，這些社群確保了中國政府無法將他們逐一孤立和消音。

向全球烏瑪及國際社會的呼籲

在世人反思1989年6月4日遺產之際，全球穆斯林社群和國際機構必須將悼念轉化為具體行動。維吾爾人權項目敦促各國政府、多邊組織和公民社會拒絕北京激進的歷史抹殺運動，並與尋求正義的人們堅定地站在一起。對於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而言，這是對道德領導力以及恪守伊斯蘭「公益」（Maslahah，公共福利與保護弱者）原則的一次關鍵考驗。在種族滅絕面前依賴外交沉默或經濟便利，是對定義伊斯蘭信仰的正義與慈悲價值的背叛。烏瑪必須要求國際機構追究中國政府過去的屠殺行為以及當前在東突厥斯坦犯下的危害人類罪行。唯有捍衛歷史真相並要求追究責任，我們才能寄望終結免罰的惡性循環，並為維吾爾人民爭取一個擁有尊嚴與自由的未來。